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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习古代科举制度均衡配置教育资源

一说到高考各地的难易不同,各地的录取率不同,就是一个全网吵翻天的事情,对这类事情,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不断发展,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,是有历史智慧的。我一直主张高考可以给京沪等核心城市更多的名额,但前提是放开考试,各地的人都可以来考试。对此我把以前关于古代科举平衡地区之间差别的做法的研究文章,再一次发表在这里。

借鉴古代科举,均衡分配教育资源

别看我们现在这个高考分数各地区的不均衡,导致了各种的矛盾,在中国古代的科举,地区差距依然是一个大问题,中国科举的不均衡,是有丰富的历史经验可以借鉴的,我们应当学习我们的祖先的历史智慧。

在科举层面,不光是唯才是举,也是要照顾各种层面的人物的,国家优质教育资源是向特定的阶层倾斜的,这里的倾斜也是有原则有限度的,主要体现就是在举人考试之前,秀才类似的功名是有多种来源的,这些来源是对各类各阶层的平衡,也是给国家重要阶层的一个资源有待,这有待主要就是体现在国子监的设立和监生的来源上,能够进入国子监读书,教书的大概率就是未来的考官,对进入其中学习的人员,科举中举的概率也大幅度提高。

监生,是国子监学生的简称。国子监是明清两代的最高学府,照规定必须贡生或荫生才有资格入监读书,国子监的学生分称监生和贡生。监生有四类:恩监、荫监、优监、例监;贡生有六类:岁贡、恩贡、拔贡、优贡、副贡、例贡。这每一个门类的背后是不同的阶层代表。明初由各省选送了行俱优的生员入监为监生,举人会试落第者亦可入监。清入监肄业的有贡生(即“贡监”,包括岁贡、因贡、副贡、拔贡、优贡、例贡)、监生(恩监、优监、荫监、例监)、官生(七品以上官子弟之聪敏好学者)、经提学官考选提拔的廪增附生、及满州勋臣子弟、先贤后裔等。

荫监又称荫生,名义上是入监读书,实际只须经一次考试,即可给予一定官职。凭借上代余荫取得的监生资格。由汉的“任子”制度继承而来。有各种不同名目。明凡按上代品级取得的称官生,不按品级而由皇帝特赐的称恩生。在清朝,荫监又分为恩荫和难荫两种。凡文官京官四品以上、外官三品以上,武官二品以上的,准许送一子入监读书,以及遇到庆典,皇帝特赐许入监读书的人,都算是恩荫。凡内外三品以上官,任满三年者,死后一子可以入监读书;地方布政等司长官及州县佐贰殉于国难的,准其嗣子入监读书,这些都是难荫。清朝的难荫,在明朝称为恩生。还有例监,以捐纳钱粟得为监生的,叫例监。这些人的背后,是国家内资本、大商人的子弟或者他们的相关人员。还有恩监,特殊情形下的可造之才,或者皇帝看上的人才,会获得实际进入国子监深修的机会,甚至同皇子贝子们的更高待遇。这里我们看到就是监生的来源是各种各样,涵盖社会各个层面,其实就是在科举上给社会各个层面的均衡!同时在国子监里面的贡生,是可以大挑知县的,这一般是王公主持挑选,挑中的直接任命为掌管一方的知县。这个挑主要就是给勋贵的殊荣,但在挑选的时候,是勋贵子弟的荫生,自然而然的机会就是要大得多的。

虽然对各个阶层有所照顾,但不是没有原则,这个原则就是在到举人这个层面统一了,能够考进士进入国家中枢的举人这个层面,是需要统一而严格的考试的,这个考试对所有人是一视同仁的。古代科举最重要的就是举人层面,因为进士毕竟人数有限的,举人是各地文人社会的核心,所以我们古代考试选拔制度叫做科举而不是科进。对各个阶层的照顾到举人这个层面为止,但需要的均衡在举人考试和举人之上的却还有,因为除了各个阶层的均衡,地域的均衡在维持一个大帝国的统一是更为重要的事情,在地域均衡上,古代的制度也是不断的优化的,这体现在与我们高考类似的名额的分配上。

古代的科举地域不均衡,从唐代设立科举的时代就开始了,唐代的科举也是极为不均衡的,科举的中举名额主要在长安,甚至长安的名额可以超过全国其他地区,所以柳宗元说过“京兆尹岁贡秀才常与百郡相抗”但在唐朝江南的经济已经超过北方,而且在南北朝汉人南迁的背景下,南方的文化非常发达,南朝的竹林七贤的后代们是当时的历史标杆,北方和北朝的人物明显不如南朝,但南朝核心江东地区的科举名额不到长安的十分之一,这背后是科举体现统治者的需要,唐朝是关陇贵族的王朝,南方是被征服地区,是通过科举制度打压的。但到了宋代,问题就出现了扭转,虽然北宋也是北方的录取率远远高于南方,但对这个差别,大臣开始争论了!

宋朝是在本省考举人,举人的名额是分配到省里的,这种考试制度,在北宋叫做“解额制”。但考生数量和质量差别巨大。北方地区的录取率是南方地区的十倍,但南北差异已经到了解额制都搞不定的程度,因为学习的水平差距南北差异巨大,在举人考进士上,南北方太不均衡。而北方为抗辽抗西夏等战备付出巨大代价,连年的战争对地区教育发展影响太大,没有一定数量的北方人通过科举进入到国家权力中枢是不成的,所以司马光提出了逐路录取,每一路至少可以录取一名,宋朝的路就是现在的省差不多。但在欧阳修的坚决反对下,没有成功。欧阳修提倡的“以才取人法”,叫做“考试公平”。司马光提倡的“逐路取人法”,叫做“区域公平”。而没有北方人进入国家政治中枢的另外一个结果,就是对付北方外敌的态度上,都是南方文人,其北宋悲剧结果可想而知。所以地域均衡是非常重要的,欧阳修在这个科举争论上是胜利了,但国家政治没有了北方抵抗的种子,对国家民族而言是巨大的失败。

这样的南北方失衡发展到明朝更有过之,但朱元璋吸取了宋朝的失误,在科举制度的南北均衡上,明朝是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的。朱元璋的洪武三十年的一次会试中,居然出现了录取的51名学生,全是南方人的情况。这次考试,因此被称为“南榜”。朱元璋看出其中的问题m再举办了一次给北方人的考试,被称为“北榜”。这南北榜的做法不断发展完善,逐步形成明朝的科举地域均衡制度。明仁宗说:“科举取士,须南北兼顾。南人虽善文词,而北人厚重。比累科取士,北方仅什一,非公天下之道。”到了明宣宗的时候,南北考试正式成为定例。不过对于四川等南北方属性都有的地方又有划分的意见,西南与江南也差别很大,于是又加了一个“中卷”。四川、广西、云南、贵州,还有朱元璋的老家凤阳,都考“中卷”。对这三种类别的考试,也确定了一个比例,明的会试(礼部试、礼闱)从仁宗洪熙元年(1425)起,南人、北人分房取中,规定录取名额中,南人占十分之六,北人十分之四,称为南闱、北闱。宣德、正统间,又是分南、北、中闱,每百人之中,南取五十五名,北取三十五名,中取十名。这成为了明朝的科举南北均衡的最终制度。

明朝的科举南北均衡制度到清朝康熙年间又有改变,进士的录取额度是按照各省生员人数确定录取比例的,南方考举人的人多,录取进士的比例就高,这个比例不是确定的。这个改变的背后,是北方参与科举的人数大增以及南方各省也不均衡的结果。清代中国依然是南方比北方强盛很多,各省之间的差距也在拉大,这个可以以状元的人数来统计,清代独中状元的以江苏人最多,有50个,是第二名浙江省的2倍多,也比其他所有省份的全部总和还要多。所以这个制度按照各省的生员比例录取进士,其实是做到了各省的均衡,还不光是南北方的均衡问题,南方各省之间的巨大差距也是需要注意的。而康熙时代南方三番造反等,在南方动荡的时期,南方的生员其实是下降的,按照生员灵活制定比例录取,实际上是剥夺了南方造反省份的录取率,在清代南方的三藩作乱、白莲教、太平天国等,南方的不稳定远远比北方多,这是与明代完全不同的状态,所以清代皇帝这个科举区域均衡的改变,真的是一石好几鸟的办法,很有政治智慧高度的。

而清代做这样的名额分配,更关键的是在基层的生员上,也是要做到南北考生的均衡,这背后就是清代的国子监只在北京有,国子监的规模扩大,同时利用北京的优秀教育资源,向全国开放,允许全国的士子在北京进行科考,士子在北京学习和备考的过程,实际上也是融入首都社会,进行南北融合的过程,在这样的政策下,显然北京的考试录取率占优势,就会吸引南方士子到北京游学和应考,而他们的到来,反过来促进了京城文化的发展,京城的科考水平差距与南方大幅度的缩小了。北京的科考,清朝叫顺天乡试,也称作北闱,与其他省的乡试是有很大区别的,一般省份的乡试是只准本省人参加,而顺天乡试则允许各省在京人士参加,甚至包括满蒙贵族,也允许全国的贡生、监生参加。顺天贡院不光是进行乡试,也进行会试,规模巨大,到光绪年间最大可以万六千人。可惜的是顺天贡院毁于战火。与顺天贡院相对的是江南贡院。江南贡院始建于宋乾道四年(1168年),经历代修缮扩建,明清时期达到鼎盛,清同治年间,仅考试号舍就有20644间,加上附属建筑数百间,占地超过30余万平方米。这两个贡院一个是16000多人,一个是20000多人,规模是类似的,也可以由此看出南北考试的生员规模是相当的,这个比例其实与明朝的四六开基本一致。所以清朝可以按照生员的比例进行进士录取,尤其在康熙初年,北方安定南方作乱,这个比例是北方更高的。

允许各地考生在北京考试,占了北京的名额怎么办?这是要闹起来的!所以康熙的这个改革,北京的生员多了,北京中进士的比例就高,同时允许外地生员在北京考试,就可以名正言顺的给北京更高的举人录取比例,对北京的生员而言,是非常有利的!这个有利更在于考进士的时候举人是分籍贯的,你虽然是北京中举了,但你的籍贯依然是南方的,这其实是给北京的生员更大的录取率,而不像明朝的南榜北榜那么容易被舆论诟病。更关键的是南方的优秀生员到北京以后,极大的提高了北京生员的学业水平,在北京形成王朝的学术中心!在宋代和明代,虽然制度上保障了南北考生的均衡,但这只不过是表面上的均衡,清朝这样的制度,更可以在内在形成实际水平的均衡。我们可以注意到宋代和明代的知识分子都有指摘朝政的习惯,谁骂朝政最狠谁得到的喝彩最多,这里清朝不光是文字狱,明朝的庭杖一样当朝打死人,清朝的文化中心与政治中心是统一的,而明代宋代都在江南,与政治中心是脱节的,科举的指挥棒教育什么样的人非常重要。所以清朝依旧是南方人中状元点翰林的多,但这些人当中的很多是在北京读书成长的,而且北京的顺天乡试的开放,我们可以看一下都什么人能够作为外地生员在这里考试,这才是问题的关键,在古代京城的生活成本高昂,不是一般的子弟能够在北京考的,在北京的高录取率,本身就是向能够在京科考的缙绅阶层倾斜的,而缙绅阶层是王朝的基础,得士子之心是王朝稳定的关键。

在这个政策下,大量的官员子弟在京当官孩子不用回籍科考了,更有一些特殊重要职位的外地官员,皇帝恩赏你的孩子在北京读书科考的背后,孩子也是重要的人质。另外各地的富商巨贾子弟也不用回原籍了,在京城科考机会更大,导致在京城还形成了会馆文化,其会馆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支持本籍子弟在京科考。在京科考还有一个关键的差别,就是中了进士以后,点翰林的机会是不一样的,你在国子监读书,在京城文人笔会当中试水,只要才能出众,达官显贵就会认识你的,这带来完全不同的际遇!点翰林的时候学问只不过是敲门砖,更关键的是你找到什么样的人提携,到殿试的时候是不誊录的,谁是谁考官都看得到,考官认识你,你被点翰林的机会就会大增,曾国藩同进士能够点翰林就是有穆彰阿的支持,李鸿章能够早年得中是在京读书拜了曾国藩的门下,而张謇能够中状元,是翁同龢盯着他的卷子要让他中状元的,这些潜规则,对没有在京城里面科考混过的南方学子而言,门槛就要高很多了。这样的结果保障了选入帝国官僚系统的科举才子们,与国家的政治理念和思维有更大的重合度,是国家稳定的重要保障。

科举决定国家阶层的流动,决定国家公信力的导向,是国家政权治理的核心,各个阶层和地域,要形成统一的凝聚力,怎样均衡各种利益力量向心聚合,政策制定是一个大智慧。所以我们看到地域均衡对一个大一统的国家是非常重要的,创建教育文化中心与政治中心重合,对国家政治稳定非常重要,中国古代科举在地域均衡和文化教化方面积累了非常多的经验,我们现在的高考,完全可以借鉴这样的历史智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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